我院成功召开“全球交往理论创新研讨会”

我院成功召开“全球交往理论创新研讨会”

在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即将迎来成立40周年之际，2023年3月11日，“全球交往理论创新研讨会”在松江融媒体中心成功举办。本次活动由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中国国际舆情研究中心与全球交往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研讨会由新传学院、全球交往研究中心张军芳教授主持，南京大学胡翼青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刘海龙教授，《新闻记者》刘鹏主编，上海大学沈荟教授、孙藜教授和重庆大学郭小安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郭可院长（线上）、陈沛芹副院长、党委副书记胡正明、钱进副研究员及院内部分教师参与了深度研讨。

郭可院长以视频方式祝贺会议举办并分享了他对我校新闻传播学科特色建设的见解与规划。陈沛芹副院长对会议就全球交往理论创新的探索努力给予了充分肯定。

嘉宾们围绕全球交往理论创新的支点、理念的全球传播与接受及中国研究的全球交往底色三个核心问题展开了热烈深入的研讨。

胡翼青教授认为，应该关注当下传播技术与全球交往的关联。与全球交往所关联的技术其实是一张作为背景的技术之网，而不仅仅是某一种技术。与全球交往联系在一起的应是技术之网、话语生产交流和物质的生产关联的三重之网，而这也成为全球交往理论创新的支点。构建关系的丰富性是全球交往的基础和条件。世界各族群和谐共处、相互理解存在理想成分。我们难以抛弃物质性前提，所以建立在物质性基础上的交往或许更加现实。德布雷曾提出媒介化是观念变成实践的过程。世界由物质性的结构勾连在一起，战争发生在技术之网中，而非技术为战争服务。

刘海龙教授肯定了“交往”这一概念所带来的新视角：交往把注意力放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交往”跳出了传播学以信息论为中心的思维定式，将视野扩展到更广阔的经济、科技与文化上，把某些过去不属于我们新闻传播学科的话题纳入进来，比如全球秩序。他认为，目前来看，疫情可能成为全球交往理论研究新的支点，全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正在改变全球秩序，新冠疫情的大爆发从某种意义上也是全球交往的结果。全球化在不断生成中，关于全球化的概念也在不断生成中。研究以物为基础或者看得见摸得着的务实性全球交往方式或许更加可行。刘教授赞同法国哲学家让-吕克·南希提出的“共通体”概念，共通体强调交往是建立在差异的基础上。尽管思想上存在差异，但身体的在场、联接依然可以形成共通体。

刘鹏主编认为从交往认识传播，具有两个优势：一是改变了媒介中心论，二是对传播效果论的反思。以媒介为中心和以信息传播为中心造成思维固化，媒介中心论强调媒介性和具身性等特征，效果论则强调信息传播和说服。然而，交往更注重建立关系。交往也就成为一种理想。刘主编认为技术革命和越来越强烈的意识形态冲突改变了交往的形式。俄乌冲突、男女性别对立等都是意识形态对抗的表现。全球传播研究则应逐渐从宏观视角下沉到微观视角，微观视角推动下的全球交往理论研究是更加务实的。费孝通的“差序格局”理论可以成为启发全球交往理论研究的理想范式。

孙藜教授认为应把全球交往放入它的知识脉络中去理解。气候变化、物种变迁、食物变化等都是全球交往中需要关注的点。全球交往研究要和西方现代化研究和马克思的交往理论形成历史对话。全球交往研究中还需关注物的变化和流通。全球交往理论研究应避免重走老路，要自下而上，根据具体研究需要，将其放入更宽广的网络中。虽然不同的人可能对世界的认知不同，但我们仍生活在同一个世界，存在共同的生活基础，有形成共通体的可能性。我们要把全球交往看成是不断动态流动的过程，在某个特殊的对象中必然存在着世界的普遍性。全球交往理论研究的难点就在于如何在流动变化的过程中揭示出特殊性。

沈荟教授提出理念若要实现全球传播，需要建立在“面临共同问题”、“设定可沟通的意义框架”的基础之上。比如，抗战时期，欧洲战场与亚洲战场紧密相连，中共设置的报刊意义框架，在强调民族解放与民族国家的同时，又将其与全球政治思想潮流，如自由民主、反法西斯和共产主义相联系，这就具备了国际交流对话的能力。而如何在中国研究中创造出“更深层次的世界相”？其一，需对学术研究有敬畏心；其二，把中国放到实实在在的历史社会维度中，去了解其历史和现实；其三，发现真问题并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如若中国研究中缺乏好问题，或缺乏有力的阐释，又如何能实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愿景？

郭小安教授认为《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中提到的“征服”可以成为支撑全球交往理论研究的“新”概念。殖民进程中西方借助病菌和文化征服达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对阿芒·马特拉建构的“进步”这一全球传播的维度来说，阿根廷著名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等人所探讨的依附理论对解释亚非拉的国际秩序非常具有解释力。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发现，福山提出的历史的终结其实只是一个巨大陷阱。进步真的是进步吗？当时所谓的国际交往其实对发达国家有利，对贫穷国家则造成进一步的掠夺。郭教授认为在全球交往理论研究中可以加入“病菌”和“技术”的维度。未来的战争一定是技术化、智能化、电子化的战争。技术，特别是AI技术一定会对全球交往发挥推动与制衡作用。

陈沛芹教授也从自己的教学科研经历及期刊编辑经验发表了对全球交往或传播的看法。她提出，国别研究、国际关系、网络媒体等领域所产生的理论和实践碰撞都应成为全球交往理论的研究对象。

本次研讨会上，学者们坦诚交流了对全球交往理论研究的深刻理解，普遍认为世界是多元的，而全球交往是生成性的。全球交往理论研究应立足中国实践，从微观、务实的视角开展立体的中国研究，以此透出全球交往的理论底色。

成立于2022年1月的全球交往研究中心一直致力于探索全球传播理论创新的路径。该中心还成功举办了多场跨学科的全球传播理论研究对谈，以此激发与探索多学科交融的全球交往理论研究的可能性。

（刘凯）